元佑五年(1090),正在杭州任知州的蘇轼向中央呈送了一份狀奏。在奏疏中,蘇轼懇請:“伏望皇帝陛下、太皇太後陛下少賜詳覽,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……别賜臣度牒五十道……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,通成一百道。使臣得盡力畢志,半年之間,目見西湖複唐之舊”。
乍一看,這不過是一份蘇轼向朝廷申請資金修建西湖的普通狀奏,但有趣的是,蘇轼在狀奏中并非明确地請求撥款多少貫錢,而是向朝廷再求“度牒五十道”——度牒明明是朝廷頒發給僧尼的身份憑證,蘇轼怎麼就不求錢款而求度牒?
南北朝時,政府首度為僧尼們頒發合法性的身份憑證,即度牒。
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,本身并沒有度牒的說法。也沒有諸如僧籍、寺籍一類的嚴格制度。
至李唐時期,度牒制度得以保留。安史之亂後,被破壞的生産力不足以支撐各地的經濟,一些地方政府便動起了出售度牒的念頭。因為擁有度牒的僧尼即可擁有免稅權,寺院地主所有者,在寺院内以莊園的形式經營地産。以從事農業生産為主的手段,獲得了相當于封建領地的收入形式。
不僅如此,寺院除了從事墾殖田圃外,也有從事商業、手工業、占蔔等事業的。
這些經濟活動并不是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開銷,而是以營利為目的經營行為。在統治者看來,已經發展到與自己争利的地步。因為此類活動不但不用繳稅賦役,還減少了國家财政收入,到了唐代甚至有“天下十分财,而佛有七八”的詭異說法。
誰都想當僧侶道士,獲得減稅的權利,而彼時嚴重赤字的财政又推動稅收節節攀高,朝廷财政無法支持,因此安史之亂爆發後,宰相楊國忠獻策,不用耗費正庫之物便能籌錢。于是讓禦史崔衆去河東收錢度僧尼道士。結果,很快就得錢百萬。
後來唐肅宗在彭原郡時因“軍興用度不足”,也通過販賣度牒的方式來籌錢。
到了宋朝,度牒在人們眼中或許已不能被視作一種身份憑證——将宋代的度牒視作一種官方發行的證券或許才更貼近現實,實際上就是硬通貨。
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(1101),度牒的價格飙升至每道二百二十貫,待南宋中後期,度牒的單價更是一度達到了一千兩百貫。
北宋元祐年間,在經濟發達的杭州為官的蘇轼面對的也正是上述的那些異化的度牒。因為已經習慣了通過發行度牒來籌措地方赈災資金,元祐四年(1089)江南一帶爆發水災後,杭州知州蘇轼便向朝廷請求發行度牒以赈災。朝廷也确實同意了蘇轼等人的請求,向受災的兩浙和淮南各提供了三百道度牒。
南宋初期,嶽飛等中興四将也都靠朝廷給予他們販賣度牒來籌措軍費。
如今,對于四川軍務,朝廷給予販賣出度牒及會子共值一百萬貫作為軍費,誠意滿滿。
不過入川道路險阻,不能網絡打款,得由朝廷派人通知四川方面,再加以操辦,因此朝廷的恩惠,在過年前是無法落實到軍人們的頭上,在川軍人們的過年,則按老規矩辦。
……
涪陵軍營裡,一片張燈結彩,紅彤彤的十分喜慶。
一切都按民俗來辦,軍人們在除夕吃“角子”來寄托自己的美好願望,“角子”有點像現在的餃子;飲屠蘇酒;用紙包火藥做成爆竹;挂桃符;清潔神龛、廚竈;祭拜祖先;爆竹驅傩;食消夜果;守歲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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